周总理乘坐的那辆庄重典雅的红旗轿车正静静地停靠在十字路口，等待着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当红灯刚刚切换为绿灯时，经验丰富的司机立即轻踩油门，车辆平稳地驶出停车线。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车子才前行了不到十米，信号灯竟又突然变回了红色。司机反应敏捷，迅速踩下制动踏板，伴随着轻微的刹车声，轿车稳稳地停在了路中央。就在这紧张时刻，一名身着制服的交警快步跑来，向车内的周总理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随后恭敬地报告说刘少奇主席刚刚发来紧急通知，要求周总理立即返回中南海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这个紧急通知的传递过程充分展现了当时通信工作的不易。原来，周总理刚刚离开中南海不久，刘少奇主席就通过中南海电信局的话务员系统下达了会议通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通信技术远不如现在发达，没有手机等便捷的通讯工具，领导人的行程信息需要经过复杂的传递流程。中南海电信局的话务员们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她们想尽一切办法确保重要通知能够及时准确地送达。
回溯历史，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北京电信局（现北京联通的前身）正式由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解放前的北平电信局主要经营市内电话、长途电话、电报和无线通信业务，当时全市共有电话用户22451户。然而在解放前夕，随着解放军对北平形成包围之势，城外的许多电信设施在战火中遭到严重损毁。原本拥有52路电报线路和67路长途线路的通信网络急剧萎缩，对外长途线路仅剩下16路可用，北平与外界的联系不得不主要依靠无线电通信来维持。
展开剩余83%北平军管会接管电信局后，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又要尽快修复受损的通信网络。特别是为了配合即将进驻北平的中共中央的工作需要，必须立即着手建立和完善专用通信系统。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为中央机关服务的电话专用局，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香山专用局的雏形。
1949年3月初，随着北平局势的稳定，党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从河北西柏坡迁至北京。为确保中央通信畅通无阻，北平军管会下达了明确指示：必须在中央机关进驻北京之前，完成电话专用局的建设工作。考虑到中央机关临时办公地点设在香山附近，电话专用局的选址就定在了香山慈幼院的理化馆内，并正式命名为香山专用局。
从中央作出迁址决定，到3月23日香山专用局正式竣工，时间异常紧迫。由北京电信局和军委三局电话队组成的联合施工队伍不分昼夜地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仅用了短短13天就完成了全部建设任务，确保了党中央通信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3月25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及中央机关顺利抵达北平，入住香山。周总理在视察香山专用局时，发现自动拨号电话系统不太适合中央首长使用，当即建议改为人工电话转接方式。北京电信局负责人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行改造，仅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系统改装工作。周总理对电信局工作人员的高效执行力表示高度赞赏。
香山专用局建成后，虽然只为党中央服务了不到四个月时间，但随着中南海专用局的启用，它的历史使命也随之结束。1949年6月，周总理搬进中南海办公，北平电信局为确保他与香山之间的通信畅通，特意在中南海安装了BD9640型人工磁石交换机。随着中央工作重心逐步向中南海转移，为筹备即将召开的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党中央决定建立中南海专用局，这项重要任务再次由北平电信局与中央军委三局电话队共同承担。
中南海专用局建成后，党中央于1949年7月全部迁入中南海。原香山专用局的工作人员也随之转入中南海工作，专用局的办公场所设在一座幽静院落中的平房内。1952年7月，中南海专用局搬迁至新建的三层办公大楼。这座建筑采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设计风格，灰砖绿瓦的墙体，红色山墙上镶嵌着醒目的金黄色五角星，整体建筑与中南海其他建筑群和谐统一，既庄重大气又不失典雅。看到这座崭新的大楼和先进的通信设备，工作人员们都难掩激动之情。
时任专用局负责人彭润田回忆说，当时大家纷纷建议能否请毛主席为大楼题字。彭润田觉得这个提议很好，便通过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转达了这个请求。叶子龙询问想让主席题写什么内容时，彭润田一时也没想好具体内容。叶子龙建议说：不如让主席自由发挥吧。彭润田欣然同意。大约一周后，叶子龙带来了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中南海电讯局六个大字，笔力雄浑有力。彭润田仔细品读后，觉得其中的讯字改为信字更为贴切。叶子龙也认同这个建议，便再次请主席重新题写。几天后，毛主席新题写的中南海电信局墨宝被送到专用局，这标志着中南海电信局的正式成立。来自香山专用局的工作人员成为首批中南海话务员，开始了为中央领导人服务的通信保障工作。
能够成为中南海话务员，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供通信服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无上的光荣。当第一次在交换台上听到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的声音时，这些年轻的话务员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但她们很快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通过她们转接的每一个电话，都可能关系到国家大事，影响着新中国的发展方向。
不过，这些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们很快就遇到了工作上的第一个挑战：中央领导人们浓重的地方口音常常让她们难以准确理解通话内容。比如有一次，毛主席在电话中要找刘少奇同志，话务员因为听不懂他浓重的湖南口音而一时不知所措。细心的毛主席察觉到后，立即放慢语速，用更清晰的发音重复了一遍。这件事让话务员们深受触动，从此开始刻苦学习各地方言，努力提高语言理解能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她们不仅掌握了首长们的方言特点，还熟悉了每位领导人的工作习惯和个性特点。在接转电话时，她们会根据通话距离的远近，恰到好处地控制振铃的轻重和长短，提供最贴心的服务。此外，每位话务员都练就了惊人的记忆力，脑海中储存着数以千计的电话号码。只要报出姓名，她们就能立即调出对应的号码，迅速完成接转。
更令人称道的是，即使来电者不知道具体号码，话务员也能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广泛的人脉关系，想方设法找到要找的人，绝不会让来电者失望。周总理就曾亲身体验过这样周到细致的服务。有一天，周总理乘车前往西郊办事，当红旗轿车行驶到北京动物园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时，正好遇到红灯停车等候。当绿灯亮起车辆刚启动时，信号灯又突然变回红色，司机立即紧急制动。这时一名交警跑来报告说中南海电信局的话务员转达了刘少奇主席的紧急通知，要求周总理立即返回开会。
在没有手机的年代，话务员们是如何准确定位周总理的位置并成功传达消息的呢？原来她们通过多方打听和缜密分析，推测出周总理的行程路线，最后判断他应该正在前往西郊的路上。于是她们立即联系动物园附近的交警岗亭，请求协助通过改变信号灯的方式拦下总理的车辆。这种机智的应变能力正是中南海话务员的专业素养的体现。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一位中央领导急需联系田纪云副总理，话务员先打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又尝试联系住处和值班室都找不到人。她们没有放弃，通过分析田副总理分管农业的工作特点，最终在一场农产品展销会上成功找到了他。这种专业精神和应变能力赢得了中央领导们的高度评价。周总理曾称赞道：我们电信局这些女同志本事大，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女士能比得上她们。就连一向严肃的刘少奇主席也亲切地称她们是中南海不可或缺的电话秘书。
随着科技发展，虽然通信设备不断更新换代，中南海的话务员也换了好几批，但人工转接这一传统服务方式始终保留着。在全国普遍使用程控电话的时代，中南海依然坚持使用已被淘汰的步进制和纵横制交换机。这是因为如果取消人工转接，大量电话可能会直接打到领导人办公室，严重影响工作秩序。这些默默奉献的话务员们，用自己的专业和坚守，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通信保障，她们的无私奉献将永远被历史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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