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2025年，欧洲陷入一场复合性危机：在内部，极右翼进一步崛起与政治碎片化加剧冲击着传统治理，经济竞争力与科技投入持续下降；在外交上，欧洲一方面高呼实现战略自主，另一方面陷入对美依赖加剧的困境。从法国的政治僵局到德国制造业优势的减弱，从一度被排除在俄乌和谈之外到被美国公开批评“文明衰落”，欧洲在内外交困中忧心焦虑。然而，欧洲深厚的工业与创新底蕴犹存，其未来走向并非注定黯淡，关键在于能否以断腕勇气推动内部改革，并超越意识形态偏见，在重塑的全球格局中寻回理性与开放的合作之道。
极右翼崛起撼动旧秩序，政治碎片化加剧治理难题
回顾2025年，欧洲极右翼浪潮持续涌动，势力版图不断扩张。在德国2月举行的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中，德国选择党以创纪录的得票率首次跃升为第二大党，紧追传统中右翼堡垒联盟党。一项11月公布的民调则显示，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已反超联盟党，预示其在来年的德国地方选举中或将继续“开疆拓土”。
今年5月，葡萄牙举行3年以来的第三次议会选举。尽管中右翼民主联盟赢得了最多席位，但极右翼的“够了”党无疑成为本次选举中异军突起的最大赢家：它与中左翼社会党在议会中同获58席，并列第二大党。对比“够了”党2019年成立时仅有的一个席位，此次飞跃不仅标志着该国长期稳定的两党格局被彻底打破，更意味着极右翼势力已从边缘成功跻身主流政治舞台的中心。
同样在5月，罗马尼亚的总统选举见证了另一场政治变局。极右翼的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党虽未最终获胜，但其成立仅6年便以黑马姿态从边缘性政党一跃成为该国最大的反对党。该党主席西米翁在首轮投票中曾大幅领先，这一现象本身便是极右翼影响力在这一东欧国家持续上升的鲜明注脚。
将视线从罗马尼亚西移，在法国，国民联盟于民调中保持领先，正蓄势向执政之位发起最强冲击。英国舆观调查公司（YouGov）10月发布的民调则显示，该国极右翼的改革党支持率已飙升至27%，较执政的工党高出10个百分点。今年年初，奥地利自由党获得组阁权。极右翼势力早已在意大利掌舵，并有望在捷克上台。即便在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深厚的芬兰与瑞典，保守派领导人亦需依赖极右翼力量的支持。
极右翼崛起正在重构欧洲的政治版图。它们不仅与传统主流政党分庭抗礼，更在诸多国家催生出多足鼎立、相互制衡的格局。由此引发的直接后果，便是各国政治碎片化趋势加剧，治理陷入僵局。法国总理如走马灯般频繁换人，便让许多观察人士慨叹该国已步入“难以治理”的境地。尽管法国12月9日勉强通过了2026年社会保障预算草案，但围绕此项预算，各方势力龃龉不断，党争激烈，草案最终仅以13票的微弱优势涉险过关，政治极化之剧可见一斑。
彭博社此前指出，包括英、法、德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正共同面对国家治理难度空前攀升的困局。欧盟层面同样未能幸免。欧洲议会中的极右翼与左翼党团曾多次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不信任动议。这些动议虽均遭否决，却无疑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欧洲内部裂痕的加深与政治凝聚力的降低，为欧洲一体化进程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经济增长放缓、债务高企、创新不足，三重枷锁形成恶性循环
欧盟委员会日前发布的2025年秋季经济展望报告预测，该地区今年经济将实现温和增长，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长1.4%。然而，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传统经济大国却面临严峻挑战。
作为世界第三大以及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正置身于一场经济风暴的中心：上涨的能源价格持续挤压制造业利润，传统出口市场需求显露疲态，新兴工业竞争对手不断涌现，加之美国挑起的关税战步步紧逼。多重压力之下，德国增长前景显得步履维艰。经合组织（OECD）最新预测指出，德国今年GDP增长率仅为0.3%。而包括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在内的多家德国权威机构，在近期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中更是将2025年德国的增长预期从秋季预测的0.2%进一步下调至0.1%。
德国的困境并非孤例，而是欧洲多国面临的图景：法国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日前被该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调低为0.9%，低于2024年的1.1%；意大利今年的增长预测近期则被欧盟委员会从0.7%大幅削减至0.4%。
与此同时，欧洲沉重的债务枷锁哐当作响：法国公共债务占GDP之比已达117%，英国也接近100%，欧盟内有6国债务总量超过其年度经济产出。
经济停滞与债务高企叠加，直接冲击着欧洲引以为傲的高福利体系，让各国政府的改革进退维谷：大刀阔斧的变革恐触发民怨，助推极右翼势力壮大；维持现状，则意味着发展活力被持续遏制。然而，欧洲经济问题更深层的症结在于创新不足。这一根本性的动力减弱，不仅直接导致生产力提高放缓与高价值机会流失，削弱了欧洲在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定义全球标准的能力，更让决策者难以制定雄心勃勃的产业战略，从而在全球剧变中日益被动。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所言，欧洲出现这些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欧洲有些问题在决策时就出现误判，比如在竞争力下降、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欧洲一些国家不是与中国等国进行双赢的合作，而是跟着美国遏制中国，搞什么对华“去风险”。
在战略自主与对美依赖之间难以平衡
2025年，跨大西洋联盟的裂痕持续加深，成为欧美关系的真实写照。这一趋势始于2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欧洲的直接批评，并在年末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达到高潮——报告认为美欧出现价值观“鸿沟”。从美国对丹麦格陵兰岛一再提出控制要求，到华盛顿越过欧洲与俄罗斯就俄乌冲突进行谈判、忽略欧洲核心诉求；从美国对欧盟商品全面征收15%的“对等关税”，到华盛顿因数字监管争端威胁反制欧洲企业，美欧“渐行渐远”。德国总理默茨12月13日直言，欧洲必须面对现实，做好欧洲与美国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准备。
在此背景下，“战略自主”成为欧盟最强的呼声，而实现战略自主的首要任务是打破对美国的军事依赖。欧盟今年3月发布《2030年准备就绪》白皮书与“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宣布将筹集数千亿欧元，通过巨额投资、联合采购等措施提升欧洲国防工业能力，以期在2030年前建立强大的独立防务体系。
欧洲多国正在提升其军事生产能力。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等军火商已经加大马力进行生产，一些军民两用企业也在考虑将其民用产能转为军事产能；法国则设立专门的国防工业部门，以提升生产效率和战略协同。
扩军也被不少欧洲国家提上议程：今年6月，丹麦议会全票通过了女性义务兵役法案，义务兵役此前只针对男性；按照德国联邦议院12月初通过的扩大联邦国防军规模的法案，从明年起，德国所有18岁男性和女性都将收到一份问卷，以确定他们在联邦国防军服役的意愿与适合性；法国将于明年启动为期10个月的志愿兵役制，面向18至19岁青年，计划逐步扩大规模。
然而，近一年的“自主”努力效果有限。在6月的北约峰会上，欧洲为将美国留在北约，不得不接受将防务支出提高至GDP5%的条件。欧洲在武器装备等领域仍严重依赖美国：近期，德国接收了从美国购买的P-8“海神”巡逻机；意大利订购了价值3亿美元的美国导弹；丹麦签署了价值37亿美元的美国弹药订单；荷兰购买了5.7亿美元的空空导弹；波兰也获准购买7.8亿美元的“标枪”反坦克导弹。纸上蓝图与残酷现实的巨大落差，凸显了欧洲实现真正防务独立的漫长前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李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外交上，欧洲在战略自主与对美依赖之间难以平衡。今年欧洲国家的外交主线就是应对美国冲击波。欧洲内部加强了协调，希望在国际上更多发出欧洲声音，但总体效果并不太理想。从应对关税战到解决俄乌冲突，再到处理对华议题，欧洲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
“欧洲需适应新变化，摒弃价值观偏见和阵营观念”
赵俊杰用两个词来概括今年的欧洲，一个是“内外交困”，另一个是“忧心焦虑”。他表示，欧盟的内部治理和外交都出现了很多问题。此外，只要乌克兰问题一天不解决，欧洲的焦虑就会持续存在。不过，赵俊杰强调，欧洲遭遇困境虽是不争的事实，但它还有先进制造业，其基础理论研究力量也非常雄厚，因此对欧洲而言，未来要怎么改、怎么变是关键。
李超用“负重前行”一词来形容2025年的欧洲。他解释说，欧洲虽然奋力在移民、养老金等领域推进改革，但改革阻力和代价较大，法德两国都出现政府非正常更迭的情况。在经济上，结构性问题难解，欧洲传统优势下降，新兴产业发展滞后，叠加财政紧张等，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出现上述状况的根本原因，从内部来说，在于欧洲对于改革创新总体持畏惧和抗拒心态，还停留在过去的舒适区，无法适应大变局下激烈的全球竞争；从外部来说，则在于欧洲不能以战略眼光重塑全球伙伴关系，而依然以意识形态和阵营对抗思维看待别国，导致“竞合错配”。
《纽约时报》日前发文称，美国近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或许能让欧洲领导人认识到，他们正站在一个战略十字路口。李超称，面向未来，欧洲需适应新变化，摒弃价值观偏见和阵营观念，优化调整与中、美、俄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维护国际合作的大格局。此外，欧洲对内要有自我革命的精神，大力推动改革和创新。赵俊杰则认为，欧洲未来最大的挑战并不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在于内部能否达成一致共识。在他看来，只有团结一致，并在经济和外交政策等方面做好协调，才能让欧洲一体化慢慢往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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